若不是几个人在校外一起合租，大概我三年也想象不到高中生活有这样的样子。一切都事先商量好了，直到付房租的那天，纠纷才慢慢出来。四个人本来商量得好好的，但我一实践，才发现大家都只是理想主义者。
最后我攒起了生活费，替麻雀儿交了他的那份，代价是他承担我在学校里的开销——他的父母虽然远在天津，对在小县城上学的他不管不顾，但一提出校，却立马嘘寒问暖起来，用极担心的语气将合租房和学校门口一百多米的距离形容成天堑蜀道。麻雀儿和他们吵了半天，最后才听到了实话。随你便，反正，除校园卡里，不会多供给。学校宿舍没有空调，基于此，我们才有了合租的想法。我只想着，既然约好了，总得一起走。
学校食堂的一份菜四个馒头足够我俩一顿饭，花五块二毛，晚饭吃六块一碗的面条，早餐即使有时候吃，也只拿一块钱一个的包子。对于这个年纪的孩子，很显然吃不饱，下了晚自习还得饿，于是去楼下，整条街只剩卖烧饼的阿姨还撑着摊，拿几个硬币换两串烤面筋打打牙祭，等待第二天早餐。
合租的另外两位因此常常接济我俩，明明还在上学，却活得像已经步入社会——整天琢磨下顿饭的吃食。像麻雀儿飞来飞去，只为了叼走些果腹之物。
他和家里关系不好，是我在丢了九百块钱之后才晓得的事情。生活费对我来说很足够，本来就瘦，吃得不多。每周总能剩下点儿来，攒着攒着，连自己也不知道攒了多大一笔。直到某次放假前夕，姐说带我去爬泰山。我想，毕竟第一次出远门，多带点钱总没有坏处，于是翻了翻我的小金库，很好，一无所有。连用来装钱的劣质信封也被一并夺去，可见盗窃者手法之娴熟，快，准，狠。
我当即找宿舍里的“大师”算了一卦，结论是：尽早，否则无缘。得到这个结论的时候，我人已在去往泰安的火车上了。我敲了敲车窗，很厚实，大概不能打破然后跳下去。算了，得过且过吧。
然而假期结束，越想越气，在脑子里将整个事件复盘了好几次，最终定下了结论，熟人作案。只有熄灯之后才会藏钱的我，书包又放在柜子里，信封又放在书包里，钱又放在信封里，简直是密室盗窃。许多同学劝我报警，都被我含糊过去，不是我有找到小偷的自信，而是我不敢。
踏上火车站月台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没这个胆子。连在火车站里每走一步都得向朋友发几条消息的我，大概是很胆怯，怕生，只敢循规蹈矩。曹植七步赋诗，而我在火车站里走七步，倒也赋了篇《我怕》。
心头郁闷了一整个星期，谁都能看出来我的郁闷。周末放假前一天晚上，熄灯之前，关于盗窃九百宿舍大会不知第几届结束后，麻雀儿对我说：“要是实在难受，一会儿找我聊聊也行。”怎么会难受，我大丈夫不拘小节。
等到宿管大爷查完寝之后，我敲开了他的宿舍门。这间宿舍里的人调的调，走的走，最后还剩下俩，有一位今晚请假了，所以，只有我和麻雀儿在。
宿舍的窗户外面为了防止危险，多少年前装了铁丝网，生锈的铁丝勾勒出一朵又一朵夜的花儿来，让凉风往里吹，月牙儿往里照。窗户前摆了张桌子，我蹲在桌子一头的空床上，像初中时候那样，姿势有点好笑。
